对外贸易要想适度发展需综合治理
2001年我国外贸规模才5000亿美元，十五规划目标不过8000亿美元，但时隔两年我国就提前实现规划目标，达到8500亿美元，2004年超过日本、突破万亿美元，2005年达到1.4万亿美元，几乎相当于2001年的三倍。
短短四年实现如此惊人的增长，令世界震惊也令世界“恐慌”。世界上的企业突然意识到，2007年和2008年中国的外贸规模，也许会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2013年左右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接下来的冲击可能更加猛烈，挑战更加严峻，可以选择的生存道路也就更加艰难。
当中国货物“充斥到世界各处货架时”、当中国购买引发“世界资源短缺之际”，几乎整个世界的企业将面临严峻考验。据我国海关统计：2005年我国出口鞋69亿双，出口手表8亿个，电视机8590万台，摩托车955万辆。面对中国企业如此大规模地销售，全球的企业生存几率如何？
2005年欧盟率先提出对中国纺织品实施限制措施，随后美国也采取同样举动，这是欧盟和美国纺织企业选择的防御对策。我国商务部提出以谈判解决争端，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终于达成和解。可和解的语音未落，欧盟、美国、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又提出一些新争议。世界各国正越来越多地采取“构筑防御工事”的对策，确保自己的生存空间。
1980年代中后期美日发生贸易摩擦时，美国以压日元升值、抑制日本出口增长为手段，导致日本经济失去10年。如今中国面临的不仅有美国，还有欧盟、拉美、非洲等比日本广泛得多的压力。我国政府已意识到内外经济发展不协调是个严重问题，如国家主席胡锦涛2006年4月访美期间，明确提出中国将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商务部部长薄希来上任伊始，就倾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解决贸易摩擦问题。但这些努力还没有彻底扭转外贸加速增长、顺差急剧扩大的趋势，说明政府做出的努力还不够。
2006年我国政府将外贸增长目标确定在15%，许多国家和企业以为中国政府将按此水准进行调控。如我国政府按此目标进行调控，可能现在外贸过渡增长势头已放慢。可2006年月度海关统计进出口增长，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幅突破15%的界限，调控措施却只闻雷声不见雨点。
更令人担忧的是，贸易顺差也在同步扩大。
据海关初步统计，2006年1~6月我国进出口总值7957.4亿美元，同比增长23.4%，其中：出口4285.9亿美元，增长25.2%；进口3671.5亿美元，增长21.3%；进出口顺差614.5亿美元，增长54.9%。6月当月全国进出口总值1481.2亿美元，同比增长21.3%，其中：出口813.1亿美元，增长23.3%；进口668.1亿美元，增长18.9%；进出口顺差145亿美元，增长49%。趋势显示2006年我国外贸将大幅超过年初制定的增长目标。由此，外界对我国提出要求加强调控的呼声和压力也随之升高。国际上已高度关注我国政府如何调控外贸超高速增长和减少贸易顺差。
我国外贸高速增长背后有体制政策、发展战略及发展模式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构成，其中有压力因素也有动力因素，情况十分复杂。如单纯地采取升值人民币、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环保成本等措施，不足以解决问题。治理外贸超速增长，远比人们想象的难度大。其中既需要量的调控，也需要结构性改革，更需要转变发展战略和模式，甚至还有区域经济合理布局、财税体制改革等方方面面的调整。因此，改变外贸高速增长需要综合治理。
我国要想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确立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首先需要转变开放式加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单纯转变增长方式，不能解决问题。
所谓开放式加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指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外汇稀缺供给不足，企业竞争力弱等情况，我国政府从扩大对外开放入手，积极吸引外资，发展对外贸易的出口。如果将中国政府积极引导和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对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是参考了日本经验的话，那么以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则是参考了台湾地区、东南亚国家的经验。可以说利用外资、出口导向和加工贸易三大支柱政策，就是我国发展经济模式最主要的特征。但时过境迁，如今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已与1980年代有了根本不同，我国利用外资、出口规模和外汇储备，均已位居世界前列，我国实行开放式加外向型经济模式，已完成历史使命，已到了政策调整时期。
调整这些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制度和配套措施，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本文拟就过渡措施、结构改革等需要涉及的领域，从政策措施、新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等方面，提出概括性建议。
第一，适当调整和完善外资政策
调整和完善外资政策，不是要改变对外开放政策，也不是不要外资，而是要研究新时期如何更合理地配置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种资源，在新环境下更好地发展。
首先，探讨内外资企业税收统一后，实施内外资企业统一的产业倾斜式优惠政策。
这项政策的目的，是由鼓励企业出口，改为鼓励发展技术先进的产业。
经过回归分析发现，我国吸引外资与出口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如果取消外资优惠政策后，无论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都将向产业倾斜式优惠政策指引的方向配置资源，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对产品是内销还是外销的国家政策，已由鼓励转为中立，所以出口动力将有所减弱；
其次，调整吸引外资由过于注重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转为三大产业和子行业在区位合理布局基础上，实现均衡、协调发展。
即在产业发展上，建立内外资企业宽领域、多层次专业化分工合作关系；增加区域合理布局方面的考虑，如不同区域经济吸引外资的产业侧重点应有所区分，逐步淡化经济特区、开发区等界限，建立内外资企业区域集群化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格局；
再次，尽快出台外资并购政策。
我国具有一定实力和功能完善的企业太少，企业规模小是影响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内需经济至关重要的制约因素。如依附于内外资企业中的加工贸易企业、贴牌制造的企业、缺少研发设计的企业、不懂营销的企业、没有信息职能的企业、还有许多只会打价格战的中小企业等。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水平，相当于世界产业革命第一波兼并浪潮阶段，我国政府应尽快出台鼓励企业，无论内资还是外资，只要有实力、不影响国家安全、不含恶意的兼并政策，就可以进行企业间并购。只有企业规模扩大，内部分工才能更加细化，才有条件对外部的服务产业提出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推动如职业培训、会计、律师、咨询、金融等服务业发展。有实力的企业增加，职工就业才会稳定收入也会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就会提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需求，为生活服务的产业也会随之产生和发展。可见扩大企业规模由此推动产业高度化链条发展，产业结构才会由扁平化向高度化发展，内需经济才能不断扩大。
第二，适当调整和完善对外贸易政策
首先是加工贸易政策。
我国政府关于发展对加工贸易的政策，没有产业指导目录，没有区位布局考虑，只有出口加工区。从现实情况看，加工贸易政策是我国外贸持续高速发展、商品不结构不断改善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在我国技术落后、产业竞争力低下、企业营销能力十分弱小的情况下，我国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出口金额、比重均能持续上扬，主要功劳应归功于加工贸易、吸引外资两大政策。但在我国外汇过剩、出口过快、顺差有扩大趋势的情况下，就需要对加工贸易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调整目的是将宝贵的资源如土地腾出，让位于具有更高价值、更加节约资源和环保的项目。探讨解决替代加工贸易，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
有人提议通过提高原产地加工度，抬高发放原产地证标准，可淘汰低效率项目和提高中方企业盈利水平；有人指出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利用中国加工贸易政策，发展迂回出口，实现迂回顺差。据报道美国学者曾指出：美国与中国贸易逆差虽大幅增长，但与亚洲整体贸易逆差并未明显增加。原因就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在充分利用中国进行加工，然后对美国或欧盟出口。如能抑制加工贸易迂回出口，将有利于解决贸易摩擦问题；还有人提议加工贸易出口如加工度低于一定比率，不应全额计入海关统计，也不应记入货物贸易出口，而应将加工贸易进口减去加工贸易出口的净额，改记为“服务贸易出口”。
综合考虑以上所有合理因素，设计更加完善的加工贸易政策才是上策。制定新的加工贸易政策主要包括：产业指导目录，区位合理化布局指导目录，逐步提高原产地证发放标准，限期经营迂回性加工出口贸易企业转变经营一般贸易等内容。
其次是对外贸出口征税。
2005年初我国政府曾对出口纺织品征税，但随着中国与欧盟、美国发生纺织品贸易摩擦以另外方式解决问题，也就取消了出口征税政策。但当前加大人民币波动升值幅度效果并不理想，是否考虑恢复和增加对部分产品出口征税，如纺织品、资源密集型产品等。据了解我国政府正在考虑调整出口退税政策。这应该是变相出口增税，更加便于操作，但政府应将税收性质定义为“出口征税”。
再次是淡化处理国家定期公布各地进出口额和增长比率，取而代之的是强调进出口销售额利润和利润率，这有利于各地政府在比较业绩时，更加追求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第三，加快汇率改革和人民币适度升值政策
2005年人民币升值和汇率改革措施，基本符合笔者当初预想，即小幅调整、限定波动幅度，同时加紧进行结构调整。世人可能都知道日元升值对其出口打击的教训，但能完整准确地总结教训者却寥寥无几。当初日本政府在日元汇率调整之际，如能及时进行结构改革，调整发展战略和改变发展模式，可能今天的日本经济就不是这样了。日本政府政策失败，主要是汇率调整过急和没有及时进行结构改革、调整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转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要想汲取日本失败的教训，就应控制人民币小幅升值，同时积极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战略和模式。争取在保证经济较快增长的情况下，适当放开人民币升值，并用5~10年时间完成结构改革、发展战略和模式的转变。
第四，改革地方政府“分灶吃饭”的税收体制
我国税收体制中，地方政府“分灶吃饭”的税收制度，等于给地方政府放权发展地方经济，但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如地方政府“割据市场”，只扶植本地注册的企业发展，形成各地产业结构雷同，抑制了企业跨地区发展和全国市场一体化发展，以及异地执法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外贸方面出现的问题是：妨碍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外贸企业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不惜打价格战，全力以赴扩大出口，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创造税收做贡献。我国只要有条件的地方，就会像一支亚洲小虎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
一般情况下，各地企业认为出口价格总比国内高一些，订货量大一些，外商信用好一些，回款比国内可靠一些。在如此多的利益诱导下，各地企业扩大经营的有效途径，当然就是面向国际市场。所以地方分灶的税收体制，应适当调整和完善。
第五，确保劳动成本和环保成本达标，提高资源成本我国许多企业、包括部分外贸企业，发展出口业务存在着劳动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过低现象，达不到国家政策规定的应有水平。如工资成本低于最低工资制度规定的水准，环保力度不够、不达标，以及长期以来我国水电等资源能源定价过低、导致企业消费资源浪费惊人。为此，我国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不仅对出口企业，而且对所有企业都应进行严格监督，确保应支付的劳动成本和环保成本，在价格政策上逐步调高资源、能源价格，在税收政策上逐步提高资源税收水平。
短短四年实现如此惊人的增长，令世界震惊也令世界“恐慌”。世界上的企业突然意识到，2007年和2008年中国的外贸规模，也许会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2013年左右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接下来的冲击可能更加猛烈，挑战更加严峻，可以选择的生存道路也就更加艰难。
当中国货物“充斥到世界各处货架时”、当中国购买引发“世界资源短缺之际”，几乎整个世界的企业将面临严峻考验。据我国海关统计：2005年我国出口鞋69亿双，出口手表8亿个，电视机8590万台，摩托车955万辆。面对中国企业如此大规模地销售，全球的企业生存几率如何？
2005年欧盟率先提出对中国纺织品实施限制措施，随后美国也采取同样举动，这是欧盟和美国纺织企业选择的防御对策。我国商务部提出以谈判解决争端，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终于达成和解。可和解的语音未落，欧盟、美国、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又提出一些新争议。世界各国正越来越多地采取“构筑防御工事”的对策，确保自己的生存空间。
1980年代中后期美日发生贸易摩擦时，美国以压日元升值、抑制日本出口增长为手段，导致日本经济失去10年。如今中国面临的不仅有美国，还有欧盟、拉美、非洲等比日本广泛得多的压力。我国政府已意识到内外经济发展不协调是个严重问题，如国家主席胡锦涛2006年4月访美期间，明确提出中国将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商务部部长薄希来上任伊始，就倾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解决贸易摩擦问题。但这些努力还没有彻底扭转外贸加速增长、顺差急剧扩大的趋势，说明政府做出的努力还不够。
2006年我国政府将外贸增长目标确定在15%，许多国家和企业以为中国政府将按此水准进行调控。如我国政府按此目标进行调控，可能现在外贸过渡增长势头已放慢。可2006年月度海关统计进出口增长，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幅突破15%的界限，调控措施却只闻雷声不见雨点。
更令人担忧的是，贸易顺差也在同步扩大。
据海关初步统计，2006年1~6月我国进出口总值7957.4亿美元，同比增长23.4%，其中：出口4285.9亿美元，增长25.2%；进口3671.5亿美元，增长21.3%；进出口顺差614.5亿美元，增长54.9%。6月当月全国进出口总值1481.2亿美元，同比增长21.3%，其中：出口813.1亿美元，增长23.3%；进口668.1亿美元，增长18.9%；进出口顺差145亿美元，增长49%。趋势显示2006年我国外贸将大幅超过年初制定的增长目标。由此，外界对我国提出要求加强调控的呼声和压力也随之升高。国际上已高度关注我国政府如何调控外贸超高速增长和减少贸易顺差。
我国外贸高速增长背后有体制政策、发展战略及发展模式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构成，其中有压力因素也有动力因素，情况十分复杂。如单纯地采取升值人民币、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环保成本等措施，不足以解决问题。治理外贸超速增长，远比人们想象的难度大。其中既需要量的调控，也需要结构性改革，更需要转变发展战略和模式，甚至还有区域经济合理布局、财税体制改革等方方面面的调整。因此，改变外贸高速增长需要综合治理。
我国要想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确立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首先需要转变开放式加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单纯转变增长方式，不能解决问题。
所谓开放式加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指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外汇稀缺供给不足，企业竞争力弱等情况，我国政府从扩大对外开放入手，积极吸引外资，发展对外贸易的出口。如果将中国政府积极引导和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对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是参考了日本经验的话，那么以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则是参考了台湾地区、东南亚国家的经验。可以说利用外资、出口导向和加工贸易三大支柱政策，就是我国发展经济模式最主要的特征。但时过境迁，如今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已与1980年代有了根本不同，我国利用外资、出口规模和外汇储备，均已位居世界前列，我国实行开放式加外向型经济模式，已完成历史使命，已到了政策调整时期。
调整这些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制度和配套措施，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本文拟就过渡措施、结构改革等需要涉及的领域，从政策措施、新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等方面，提出概括性建议。
第一，适当调整和完善外资政策
调整和完善外资政策，不是要改变对外开放政策，也不是不要外资，而是要研究新时期如何更合理地配置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种资源，在新环境下更好地发展。
首先，探讨内外资企业税收统一后，实施内外资企业统一的产业倾斜式优惠政策。
这项政策的目的，是由鼓励企业出口，改为鼓励发展技术先进的产业。
经过回归分析发现，我国吸引外资与出口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如果取消外资优惠政策后，无论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都将向产业倾斜式优惠政策指引的方向配置资源，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对产品是内销还是外销的国家政策，已由鼓励转为中立，所以出口动力将有所减弱；
其次，调整吸引外资由过于注重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转为三大产业和子行业在区位合理布局基础上，实现均衡、协调发展。
即在产业发展上，建立内外资企业宽领域、多层次专业化分工合作关系；增加区域合理布局方面的考虑，如不同区域经济吸引外资的产业侧重点应有所区分，逐步淡化经济特区、开发区等界限，建立内外资企业区域集群化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格局；
再次，尽快出台外资并购政策。
我国具有一定实力和功能完善的企业太少，企业规模小是影响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内需经济至关重要的制约因素。如依附于内外资企业中的加工贸易企业、贴牌制造的企业、缺少研发设计的企业、不懂营销的企业、没有信息职能的企业、还有许多只会打价格战的中小企业等。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水平，相当于世界产业革命第一波兼并浪潮阶段，我国政府应尽快出台鼓励企业，无论内资还是外资，只要有实力、不影响国家安全、不含恶意的兼并政策，就可以进行企业间并购。只有企业规模扩大，内部分工才能更加细化，才有条件对外部的服务产业提出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推动如职业培训、会计、律师、咨询、金融等服务业发展。有实力的企业增加，职工就业才会稳定收入也会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就会提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需求，为生活服务的产业也会随之产生和发展。可见扩大企业规模由此推动产业高度化链条发展，产业结构才会由扁平化向高度化发展，内需经济才能不断扩大。
第二，适当调整和完善对外贸易政策
首先是加工贸易政策。
我国政府关于发展对加工贸易的政策，没有产业指导目录，没有区位布局考虑，只有出口加工区。从现实情况看，加工贸易政策是我国外贸持续高速发展、商品不结构不断改善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在我国技术落后、产业竞争力低下、企业营销能力十分弱小的情况下，我国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出口金额、比重均能持续上扬，主要功劳应归功于加工贸易、吸引外资两大政策。但在我国外汇过剩、出口过快、顺差有扩大趋势的情况下，就需要对加工贸易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调整目的是将宝贵的资源如土地腾出，让位于具有更高价值、更加节约资源和环保的项目。探讨解决替代加工贸易，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
有人提议通过提高原产地加工度，抬高发放原产地证标准，可淘汰低效率项目和提高中方企业盈利水平；有人指出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利用中国加工贸易政策，发展迂回出口，实现迂回顺差。据报道美国学者曾指出：美国与中国贸易逆差虽大幅增长，但与亚洲整体贸易逆差并未明显增加。原因就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在充分利用中国进行加工，然后对美国或欧盟出口。如能抑制加工贸易迂回出口，将有利于解决贸易摩擦问题；还有人提议加工贸易出口如加工度低于一定比率，不应全额计入海关统计，也不应记入货物贸易出口，而应将加工贸易进口减去加工贸易出口的净额，改记为“服务贸易出口”。
综合考虑以上所有合理因素，设计更加完善的加工贸易政策才是上策。制定新的加工贸易政策主要包括：产业指导目录，区位合理化布局指导目录，逐步提高原产地证发放标准，限期经营迂回性加工出口贸易企业转变经营一般贸易等内容。
其次是对外贸出口征税。
2005年初我国政府曾对出口纺织品征税，但随着中国与欧盟、美国发生纺织品贸易摩擦以另外方式解决问题，也就取消了出口征税政策。但当前加大人民币波动升值幅度效果并不理想，是否考虑恢复和增加对部分产品出口征税，如纺织品、资源密集型产品等。据了解我国政府正在考虑调整出口退税政策。这应该是变相出口增税，更加便于操作，但政府应将税收性质定义为“出口征税”。
再次是淡化处理国家定期公布各地进出口额和增长比率，取而代之的是强调进出口销售额利润和利润率，这有利于各地政府在比较业绩时，更加追求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第三，加快汇率改革和人民币适度升值政策
2005年人民币升值和汇率改革措施，基本符合笔者当初预想，即小幅调整、限定波动幅度，同时加紧进行结构调整。世人可能都知道日元升值对其出口打击的教训，但能完整准确地总结教训者却寥寥无几。当初日本政府在日元汇率调整之际，如能及时进行结构改革，调整发展战略和改变发展模式，可能今天的日本经济就不是这样了。日本政府政策失败，主要是汇率调整过急和没有及时进行结构改革、调整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转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要想汲取日本失败的教训，就应控制人民币小幅升值，同时积极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战略和模式。争取在保证经济较快增长的情况下，适当放开人民币升值，并用5~10年时间完成结构改革、发展战略和模式的转变。
第四，改革地方政府“分灶吃饭”的税收体制
我国税收体制中，地方政府“分灶吃饭”的税收制度，等于给地方政府放权发展地方经济，但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如地方政府“割据市场”，只扶植本地注册的企业发展，形成各地产业结构雷同，抑制了企业跨地区发展和全国市场一体化发展，以及异地执法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外贸方面出现的问题是：妨碍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外贸企业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不惜打价格战，全力以赴扩大出口，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创造税收做贡献。我国只要有条件的地方，就会像一支亚洲小虎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
一般情况下，各地企业认为出口价格总比国内高一些，订货量大一些，外商信用好一些，回款比国内可靠一些。在如此多的利益诱导下，各地企业扩大经营的有效途径，当然就是面向国际市场。所以地方分灶的税收体制，应适当调整和完善。
第五，确保劳动成本和环保成本达标，提高资源成本我国许多企业、包括部分外贸企业，发展出口业务存在着劳动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过低现象，达不到国家政策规定的应有水平。如工资成本低于最低工资制度规定的水准，环保力度不够、不达标，以及长期以来我国水电等资源能源定价过低、导致企业消费资源浪费惊人。为此，我国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不仅对出口企业，而且对所有企业都应进行严格监督，确保应支付的劳动成本和环保成本，在价格政策上逐步调高资源、能源价格，在税收政策上逐步提高资源税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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